“政治尤其突出”
1969年春,在童晓光的主持下,地震队确定出西部凹陷油气最为富集,并发现了兴隆台油田。由此,开始了1970年大规模勘探的“辽河石油会战”。经国务院批准,大庆673厂从处级单位提高到局级单位,成立了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
人们的记忆,被各地一次次油井井喷、国家领导人对于油田喜报的批示和不断的现场慰问所占据。
几位曾参与会战的老石油工人,谈起当年的场景,眼神里依然流露出单纯而热切的光亮。
如同一项神圣的仪式,钻井队、采油队和运输队的年轻人们,动辄几千人在会战誓师大会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高喊“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找到大油田”、“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等口号。后来,晚一些到来的人,进入驻地前还多了道程序:集体观看以大庆会战为蓝本的电影《创业》。几年间,这片黑土地上汇集了上万石油人。
那个时候的夜晚,从驻地俯视不远处的油田,颇具浪漫色彩:从地下油层引出的天然气无法加以利用,只得在油井井口燃烧,形成一大片密麻麻的“火把”。一位石油工人评价道:“用现在的说话,这叫做野蛮开采。”
最早的一批人里,有位来自大港油田,名叫王淑华的石油女工人,后来成为了周永康的妻子。
此前,童晓光听闻周在大学期间曾谈过一个女朋友,后来因对方成分不是很好,工作没多久,两人就分手了。会战开始没几个月,周永康便和王淑华确立了恋爱关系。
王当时是采油厂某支部的干事,唐山人,工人家庭出身,高中学历,没读大学便参加了工作。以当时不少同事的眼光来看,周永康与她的结合“比较亏”:除了学历上的差距,王淑华面向很显老,看着比周要大好几岁。还有人因此暗地里劝过周永康,“不要跟王淑华”。
不过,一年之后两人就结婚了。197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周滨在油田当地的医院出生。当时有种说法,认为周的这次婚姻,也有“从政治出发”的考虑。
近三年时间里,周永康很快从普通的技术员,升任为地质团区域室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便已经很少像童晓光那般,继续下野外进行地震勘探了。
当时指挥部参照军队级别进行编制,童晓光的级别是排长,而指导员是连级干部。两人的关系彻底调了个,“我还是干活儿的,而他相当于管事儿的了”。
生活条件随着油田的扩大,也得到了改善。周永康一家已住进了位于兴隆台地区油田家属区,一个二十平米左右、带个小院子的砖房。童晓光和他们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他印象里周永康夫妻俩工作忙碌,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后来周把母亲从江苏老家拉过来,照看孩子。不过,婆媳关系似乎相处的不太融洽,时常会听到隔壁传来争吵声。
1973年作战指挥部变更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周永康很快调到地球物理勘探处担任处长,成为了一名处级领导干部,此时据其来到辽河不过五年多时间。不久童晓光也调到了局机关任职,工作重心依然放在技术上。因工作地点疏远,与周已经少有接触了。后来,他得知周永康继续升迁,做到局政治部副主任,主抓行政和宣传,而夫妻俩又有了一个儿子。
“他工作能力确实很强,政治方面尤其突出。”童晓光回忆,“而他升的速度也的确太快了。”他至今依然认为,一个石油勘探工作者最应努力的方向,是成为精于业务和学术的研究型专家。
但身边包括周永康在内的诸多例子,无疑都朝着与他观点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多吃了,人家不就少吃了么?”
“那时候,他应该算是个相当不错的官员。”受访者杨广吉说。
老家辽宁海城的杨广吉知青出身,辽河石油会战之初前往油田钻井基层工作,1976年调入辽河石油勘探局钻井政治处做秘书。1978年,他开始跟随刚刚升任钻井处代理党委书记的周永康,四处跑基层,并为其撰写讲话材料。尽管已近20年没再见面,但他对老领导当年的工作状态印象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