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上述分析判断,是否这意味着笔者在为谁辩护和开脱,并且支持拖延财产公开?当然不是。虽然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不具备官员财产公开的条件,但也强调惟公开官员财产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同时,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党和政府承受的道义压力就一天不会消除,特别是开放的世界已经给我们带来太多倒逼现象。怎么办?应当在继续对贪腐者施加压力的基础上,着力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制订制度遏制和压缩“三公”消费。既然“三公”消费产生腐败,同时影响官员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就应当努力解决。尤其是借中央8条规则的东风,顺势而为。近来笔者到政府机关讲课,他们都提到公务卡制度对消除腐败很有效,如果取消公款宴请,官风和社会风气必然大大改善,如果再向公车和公款旅游开刀,腐败立减。第二,开征遗产税,在这个过程中保证堵住资产向国外转移,把征税重点指向千万以上资产拥有者,以此抑制一些官员无度的占有财富的欲望。第三,对官员的私权与私德考评刚性化。也就是真正做到二选一,要么为民,在法的范围内享有私权,既然为官,有钱也不能高消费、穿大牌。第四,加强执政理论建设和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建设,努力提升民众的理性思考和辩证思维能力,为公开官员财产提供良好的舆论和社会环境。这些工作做好了,公布官员财产也就具备了条件。到那时,中国官场必一片清明,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必得到充分发挥。(文章:博客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