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有着几百号人的大单位来说,三个官员的集中离开看似不能说明什么,但在陈斌印象中,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他进单位十年,只走过一个人。
体制的巨大魔力,使得公务员成为中国流动性最小的职业群体。名校硕士毕业,放弃外企高薪,陈斌当年挤破头考公务员图的就是它的稳定和旱涝保收。他参加国考的2003年竞争还不像今天这样惨烈,那年恰逢大学扩招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公务员热刚刚兴起,之后十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屡创新高:2003年才8.7万人,2010年已经突破140万大关。
跟陈斌这一代80后相比,于波这一代60后看似幸运——国家包分配,但要想获得体制的敲门砖并不容易,于波当年所在的班级只考了两个大学生。于波是1980年代末的大学生,他们往往被认为是最有理想的一代青年人,后来很多同学下海经商,于波仍然坚守在体制内,他想以一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激浊扬清。
最开始,体制带给他无限的荣光。五个兄弟姐妹中,于波是唯一的大学生,家里人也觉得长脸。可是后来每况愈下,现在,朋友聚会,于波能不提自己是公务员就不提。
日子过得紧巴不说,工作压力比以前也要大。前段时间,省工商局在他们下边的县抽检了一批化肥,有不合格的产品。以往,于波看到报告之后,肯定让县下属的工商所处理一下就完事了。但现在因为生怕举报,于波的第一个反应是亲自下去督导,并就报告中出现的同批次问题产品,扩大到全市进行追查,确保万无一失。
“不干事怕被处分,但只干好本职的事,不会主动去干别的。”于波说,不消极但也不积极。
对于电力系统的王军来说,每天的日子同样可以用“提心吊胆”来形容,不出安全事故,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根高压线,但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2013年6月5日晚,王军所在的东部某市一根500千伏的越江电缆发生故障,导致数个主城区的部分区域停电一个多小时,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尽管事后查明故障电缆是由法国企业制造安装,但是该电网的副总还是被免掉了。
“上边很紧,但下边是一盘散沙。”王军说,“这次事故有其偶然性,但也是高压之下的一个连锁反应。”
两组调研数据的变化,部分印证了基层公务员消极怠工有愈演愈烈之势。2008年,重庆市发布了一组调研数据,不低于50%的公务员时常倦怠,2013年,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79.89%的基层公务员存在有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
在门诊中,心理医生赵国秋接触到的公务员这两年也明显增加。“主要表现为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躯体化障碍。比如有想辞职的,有晚上睡不着的,有静不下心考虑问题的,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知道如何度过现在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
可以佐证公务员心理问题严重的,还有赵国秋到机关讲学的次数越来越多。最近两年,不下百场,上自省里,下至街道都有。
赵国秋心理公开课的火爆,或许跟浙江省政府的重视有关。据了解,2007年开始,浙江省启动了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省委组织部、人事厅牵头,省本级财政支持。赵国秋是课题负责人。据了解,最近这几年,推进的速度在加快,调研地范围不断扩大,试点也在从小的试点向面上推。
但是在全国,像浙江省这样重视的并不多见。曾经在2008年红极一时的中国首家公务员心理健康网已经停止更新多时,创始人是重庆一位退休的副厅级干部。一位接近该官员的心理学界人士说,之所以后来不搞了,跟一些领导打招呼有关,“领导觉得这些涉及公务员的隐私,不便于对外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