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家里住在百万庄申区,为了能住校,我从展览路一小转学到八一学校。我们到了八一学校后填登记表,周围的同学都是将军的孩子,起码也是校官的孩子。我回来问我爸爸,我说按您参加革命的履历,怎么也得是个中将、少将。他说,你就填三个字,公务员。那个时候一般人没有公务员这种概念的,我到了学校说我父亲是公务员,同学们笑,因为同学们的概念里公务员就是勤务兵,帮他们家打扫卫生的。
我上学没有专车接送,都是我领着弟弟坐公交车。从八一学校到紫竹院公园有一段砂石路,我们走这一段,能省下坐公交车的钱。当时买钓鱼钩、拉力器、哑铃,都是用节约的路费买的。
新京报:谷牧对子女有什么期待吗?比如期望以后做什么职业?
刘会远:他不干预我们的选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需要大量工程师,他希望我哥学工科,但后来因为1962年中印边境紧张等原因,提前征兵,我哥就当兵去了。在《谷牧回忆录》里,他只提到我大哥的名字,因为我大哥当兵进入了西藏前线,周总理表扬了他。其他子女在书里都用“二儿子”、“三儿子”这种称呼,我父亲不想让子女们仗着他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