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唱红打黑：李庄案与重庆打黑真相

重庆唱红打黑的真相 李庄案与重庆打黑真相

《中国新闻周刊》多次深度专访李庄，长达十几个小时，独家披露“李庄案”全程内幕。

“这是我的蒙难日”

原本，李庄有太多的设想来纪念这一天。

设想之一是由137人组成的李庄申诉顾问团，准备在12月12日这一天召开一个李庄案研讨会，以一种学术与理性的方式提升这个具体时间的价值。最终因最高检约谈、重庆一中院约谈、全国各地当事人频繁来京等诸多事项缠身，李庄放弃了在京举办这次大型研讨会的计划。

设想还包括，在这一天写点什么，“正要开写，儿子拿着他写好的文章来到我房间，我就加了按语发在博客上。”

文章中，李庄之子李亚童写到历史上的12月12日与冤狱，当然还包括1936年那场著名的事变。而2009年的12月12日，成了自己父亲的“双十二事变”。

“这是我的蒙难日。”李庄说。

当天下午，李庄赶赴锦州。出狱以来，他说自己在很多当事人心中已经成为冤案的象征。《中国新闻周刊》对他的多次长时间采访，事先说好，不听电话。但天南地北的陌生人电话不断，多是当事人声称的冤案求助。

每当这时，李庄直问对方是谁，案件如何，了解基本情况，便让对方联系助手。“我的助理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办，具体情况他会跟我汇报。”接电话时，李庄或单手撑腰，或吸烟踱步。

更多的精力仍然是放在申诉平反上。

在李庄案第二季以“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法理之中”的结局撤回起诉后，服完第一季一年半刑期出狱后的李庄念念不忘地要找到去向不明的手机。手机中有会见龚刚模的视频资料。李庄说，这些证据将直接证明自己并未触犯证人伪证罪。

2009年12月12日，住在同事家中的李庄并未听取“不要出门”的嘱咐，他要给龚刚模妻子程琪一个交代，“我收了人家150万，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退出了。”

李庄装上此前为了逃避跟踪机卡分离、电池拆开的手机给程琪打电话，最终落入蹲点布控的重庆警方手中。

李庄进入程琪所住的北京大兴振国肿瘤医院病房后，将二人手机拆下电池藏于卫生间洗手池下。谈话还未展开即被逮捕。

李庄被逮捕后，第一次会见时曾暗中叮嘱律师高子程专程到医院寻找手机未果。病房人去楼空，程琪和陪护的女孩不知去向。

被捕之时，李庄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和车钥匙被一并带走，重庆警方分乘两部出租车赶往首都机场。忙乱中，重庆警方并未发现收缴物品中没有手机。路上，同车警察突然问起，李庄称在后车包中，后车警察则以为手机在李庄身上。

直到出狱后，李庄才知道程琪在自己被捕后被转回重庆，不久便离开人世。手机从此下落不明。

“这东西一定要交给李庄老师”

2011年6月回到北京后，陪伴父母40多天，李庄没有公开露面，但私下并没有闲着。

李庄深信，手机一定被某个人秘密藏着。程琪去世后，在医院陪护程琪的女孩可能是唯一的知情人。他便委托重庆体制内的多位朋友打探程琪和这位陪护的消息。

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李庄接到重庆来电。程琪父母的住处找到了。买好机票，李庄连夜潜回重庆。按照朋友所说，某小区进门右手边第四栋楼。找到，却不是，失望而归。

又是一个月。8月中旬的一天，终于又等到电话：陪护的女孩出现在某写字楼，在一家公司里面担任会计。又是连夜赶往重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蹲守在写字楼的进出口。整整一天，仍然没有结果。

“在医院见程琪的三次都见到了陪护的女孩，还说过话。如果她在这栋楼出现，我肯定能认出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庄脸上仍然写满当时的失望。

时间又整整过去了两个月。10月底，电话来了。这一次说是查到陪护汤女士的住处。电话挂断，李庄直奔机场，中午一点多到了重庆。打电话来的那位朋友开车送到小区，没敢陪同进去。李庄逢人便问，但还是无人认识。

11月30日。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朋友再次打电话来，说程琪父母的住处已经核实，确实是第一次找的小区。只是阴差阳错，中间有一栋物业楼，这样算应该是第五栋，李庄去的时候找错了。

上去，敲门，无人。李庄决心继续蹲守，戴着大边框黑色眼镜，在楼下等候，等着窗户亮灯。一直到夜间11点，仍然没有动静。小区巡逻觉得此人可疑，上来盘查。李庄拿出一张别人的身份证，回答说，等人呢，还没回来。

终究没有等到。重庆的冬天潮湿而寒冷。彼时，重庆唱红打黑进入新的关键时期。